养老不靠政府靠谁？－－帮龙永图说句公道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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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不靠政府靠谁？--帮龙永图说句公道话
　　
　　作者：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2007年9月13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北京CBD国际论坛上谈到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仅靠政府买社会保险，远远不能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养老保障。西方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紧接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王宪章就推销商业养老，他说： “商业养老保险在我国有很大发展前景。”（龙永图:中国养老问题不能全指望政府. 中国青年报. 2007年9月1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7-09/13/content_6716896.htm）。
　　
　　龙永图关于“养老不能全靠政府”的高论一出，立即引来不少质疑之声。龙永图受到指责的原因是人们对政府养老充满期望。长期以来，计生委的宣传是：“只生一个好，老政府给养老”，现在国家计生委还在农村实行少生奖，给60岁以上独生子女家庭老人发放养老金（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在1980年开始实施，1980年代的独生子女父母还没有到60岁，现在享受养老金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还是1940年代出生的人口，人数还微乎其微，政府还有能力做到“少生奖”），诱导人们少生。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前不久还说养老不是问题，只要调整一下养老制度就是。不但城市人口指望政府养老，农村人口也误以为政府能养老了。而龙永图打破了人们的这种美好的幻想，揭穿了一个弥天大谎，点破了一个事实：不能指望政府养老。
　　
　　1980年根据宋健、田雪原等人花费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的“人口控制论”，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宋健和田雪原当时预测独生子女政策“在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高龄化问题”( 独生子女，真的不堪一击吗？搜狐女人视线. 2004-02-05. http://women.sohu.com/6/0204/17/blank219001707.shtml)。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说：“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
　　
　　然而1999年中国就进入老年化社会。根据上面《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13日的这篇报道：“目前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了1.43亿人。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上是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而我国2006年人均GDP仅有2000美元左右”。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2005年说：“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 （项怀诚警示养老金缺口 未来缺口高达9.15万亿元. 新华网.2005-10-23.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0/23/content_3671441.htm）。
　　
　　中国现在60岁以上老年人只有1.43亿人，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９亿多劳动力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即便如此，现在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陈春艳,李蕾.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 人民网. 2006年02月22日http://life.people.com.cn/GB/1089/4131213.html）。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达到４亿（由于计划生育所引起孩子数太少和城市化的进程，这些老人都得指望政府养老），而劳动人口却大为减少，政府养老怎么指望的上？龙永图只是提前敲响了警钟，人们应该提前防范才是。
　　
　　龙永图认为：西方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西方都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当初建立养老金的时候都是高生育率，能够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和商业养老制度，家庭人口结构合理，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也健全，使得老有所养。但是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商业养老制度和家庭养老都面临危机。美国的人口结构是发达国家最好的（美国生育率还有2.09），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但是依照目前的运作方式，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到了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中国以前没有social security，但是有family security，父母向下一代投资，再让下一代回哺父母，使得养老等福利大项在自己家庭内就可以解决，并且建立了一整套“孝文化”（历届统治者并通过法律强化之），能够保证父母的投资有回报，减少了国家在这方面的压力。照顾老人是需要非常多年轻劳动力的，不是钱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老人不是大棚里的蔬菜和车间里的零件，是没有办法“自动化”照顾的。但中国现在只计划生育，却不计划养老，计划生育政策打断了这条中国家庭传统的内部资金链，使得家庭人口结构畸形，family security彻底破坏（一方面是下一代人数不够，另一方面是孝文化已经没有约束力），social security又无法建立。养老不靠政府，靠谁？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王宪章推销商业养老。但政府都指望不上，还指望的上商业养老？缴纳了几十年来商业养老费，等到需要领养老金的时候，保险公司已经破产关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初期，政府鼓励集体化，在统一食堂里吃饭比自己家里还要好，有这么好事情，都一窝蜂加入集体化，结果出现大的饥荒。三十年前进入国营企业意味着铁饭碗，但是现在国营企业却成了“下岗”的代名词。
　　
　　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因此通过人口代际来维持的养老是有效的和最可靠的。其实无论是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还是商业养老，都是代际之间的投资，都得依赖合理的人口结构。这是一个“击鼓传花” 的游戏，当后继乏人无人击鼓时，手捧鲜花（养老金保险单）的几亿中国老人将面临无人养老的绝境。
　　
　　中国目前资本收入奇高，很多人以为今后靠积蓄可以养老。今后资本收入必然降低，劳动收入必然提高，以前积蓄10万元请保姆，每月500元可以请17年；今后劳动力工资增加，假设每月需要2000元，10万元积蓄只能请4年保姆。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想靠积蓄养老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人指望今后靠房租养老。但要知道，现在城市租房市场兴隆，是因为现在是城市化加速时期，大量人口涌入，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的兴隆；今后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人们买房子后，对租房的需求降低。人口结构也决定了今后租房市场不可能旺盛。现在很多老人有房子，他们去世后，他们孩子将这些房子推向市场，将改变供求关系。并且今后对住房的要求提高，现在的房子可能跟不上今后的时代要求，租不出去。比如现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的房屋就没人住，欧洲一些小城市的房子租不出去。1980年代农村土地宝贵，租种土地还得交纳地租，一些农民指望靠土地养老，但是现在农村人口减少，大量年轻人进城，耕地免费让人种都没有人愿意种。
　　
　　既然养老不能靠政府，商业养老更不可靠，那么只能指望自己的孩子了。但是孩子数又太少，难以指望的上。那么总得有条生路吧，总不能逼着数亿老人造反吧。西汉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就提出一旦社会保障出现问题，“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政治未毕通也”。西汉时期“有勇力者”才有能力“衡击”，现在不一样了，弱势群体一样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的破坏：石家庄残疾人连炸数楼；马加爵连杀四人……。今后数亿老年弱势群体（现在的青壮年）要是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不容小看，因为他们连死都不怕了。
　　
　　如果政府不能养老，就应该将事实告诉大家，并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放大家一条生路。因此现在当务之急是停止计划生育。三四十岁的人再生个孩子。四十五岁以上的虽然没有生育能力，但是鼓励你们的儿女多生几个孩子，等到你们六七十岁的时候，孙子孙女长大成人，协助他们的父母帮你们养老。人口结构改善之后，还能勉强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制度，你们还能拿点养老金。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你们还能够勉强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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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院网电子杂志第10期：《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706/15/2518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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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决定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背景
　　
　　1949年之后，由于中国在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死亡率急剧下降，预期寿命由1950年的35岁延长到1980年的68岁，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80年的10亿。人口增加主要是因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
　　
　　加上当时文革的一些僵化经济政策，这种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明显。1973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展开。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是指两胎间隔一般要在4年以上；“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见当时对控制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像那个年代对其他事情一样暴风骤雨。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3年的4.54（平均每个妇女生育4.54个孩子）快速下降到1977年的2.84（与现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就是说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接世代更替水平，而伴随经济的发展，人们生育意愿将不断降低。由于寿命增加在延缓，只要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在低惯性增长一段时间后，就会停止增长。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步得以解决。比如1976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稻区推广，粮食大幅度增产。可见1970年代那样的宽松计划生育到1980年的时候应该停止而不应该再强化。
　　
　　1960年代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迅速，引起发达国家的担忧，《人口爆炸》、《增长的极限》纷纷出笼（虽然西方国家自己从来没有控制人口，但却希望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1970年代全球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思潮。宋健1978年到欧洲开会，某些研究所向他提议用控制论研究人口[1]。
　　
　　1978年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人们极其希望很快改变落后的状态，为此，中央还提出“大干快上”、“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要求，并提出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得减少人口分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副总理在1978年就提出“一胎化”的设想，并在各种会议上不遗余力地鼓动。
　　
　　陈云很早就提出了通过计划生育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张。他说：中国人多，必须节制生育，现在粮食、布匹、学校都很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这些主张，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等原因，没有被采纳。文革结束以后，陈云重提这个问题。在1979年6月给陈慕华的信中，他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重要。并建议采取五条计划生育的措施：
　　1、大造舆论；
　　2、制定法令，只准生一个；
　　3、加强避孕药物工作；
　　4、优待独生子女；
　　5、实行社会保险[2]。
　　
　　1979年胡耀邦为马寅初平反，感叹：“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从1978年开始，以宋健为首的航天部（原七机部） 的一些人员（李广元、于景元）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教师（王浣尘、蒋正华、王月娟、邵福庆），分别率先用控制论的方法预测我国人口发展[1]。依照宋健自己后面的话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数理化自然非常感兴趣，但对社会科学，那个时候，可以说我是一窍不通，领导说什么，我就觉得，哦，那就是真理”[3]。田雪原1979年从教育部的行政岗位上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要为马寅初先生平反，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田雪原的头上，田雪原1980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
　　
　　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梁中堂语）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4]。这种预测结果要是考虑到经济发展（降低生育率）和科技进步（增加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以及寿命延长已经减缓的话，本不应该引起恐慌。但学术界还处于“一日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心态：1980年中国人口才10亿，粮食就已经短缺，要是增加到15亿，等于多出三分之一的人口来分有限的资源，中国肯定崩溃，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减少人口。新华社这一预测结果发布后，引起人口学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当时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对科学和人才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民众中影响都相当大。国务院副总理专门询问了预报的计算情况。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等致函国务院，希望重视这一研究工作的意义。当时的情况是：领导提出“一胎化”的设想；学者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5]；然后领导又迷信学者的“论证”。捏了个泥菩萨，还真以为显灵了，然后当成神来供。
　　
　　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6]。
　　
　　1981年宋健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从淡水资源看，中国的水资源最多只能养育6.5亿人。同年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7]。
　　
　　1985年11月19日 邓小平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时说：“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中国的人口如果不加控制，到本世纪末就会达到15亿，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
　　
　　受宋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的影响，1980年开始学者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计划生育方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下面几种[8]：
　　
　　(1)、有人主张“我国人口近期宜取负数发展”，建议20年内采取一切措施，进入人口的负增长。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开展一个“无婴年”等等。
　　
　　(2)、有人提出我国人口要降到七、八亿的“适度人口”的观点。
　　
　　(3)、另一种观点则影响很大，几位学者建议从1980年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到200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人口可控制在11亿以下。这个“一胎化”方案曾对我国的人口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1980年有关部门曾公开提出“力争在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下降到5‰，在本世纪末以前做到不增不减。”
　　
　　(4)、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首要意图是要在20世纪内，将中国的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之内，这一目标最早是在宋健、田雪原的（预测）“在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高龄化问题 ”发表后[9]，于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其后，在同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在1981年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和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即中共中央中发[1984]7号文件中，都又相继强调了这一指标。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更明确地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说：“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10]
　　
　　(5)、1984年一些人口学者提出：根据农村超生实际情况来调整控制人口的目标，将“12亿以内”调整为“12亿左右”较为适宜。党中央1985年将2000年人口控制目标调整为“力争把我国总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1990年调整到 “13亿以内”的目标。目标改变，但政策却没有改变。
　　
　　总结一下当时的情况：
　　(1)、宋健认为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是错误的，而独生子女政策是为了纠正毛泽东时代在人口政策上出现的错误。宋健的这种认识本身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时代人口政策并没有错。
　　
　　(2)、根据宋健等人的预测，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这个结论没有考虑到很多现实因素，本文将具体分析）。
　　
　　(3)、当时认为即使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宋健对中国有15亿人口不能容忍）。
　　
　　(4)、当时2.3左右的生育率是不能容忍的（要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能达到这个生育率，估计要举国欢庆的）。
　　
　　(5)、当时认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老年化问题（事实上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化，比预期早30年；梁中堂认为宋健等人的预测在对一些计算结果的解释上瞒天过海）。
　　
　　(6)、当时认为不必担心劳动力不足，但事实上2003年就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民工荒），全面劳动力短缺为时不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透露，在2006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13个省的1600多个行政村的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11]。
　　
　　(7)、当时认为不必担心“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但事实上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几年就出现出生性别比增高，现在已经高达120-130，这26年以来有数千万女婴到哪里去了？
　　
　　(8)、当时认为不必担心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能够做到老有所养。但是现在养老金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到2033年将出现高达8万亿的养老金缺口。
　　
　　(9)、当时认为中国最适人口只能在7亿以内（要是在清朝以前的话最适人口才数千万）。
　　
　　(10)、独生子女政策需要实行30-40年，就是说要到2010年-2020年才能停止，停止之后，有些学者建议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由于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比例较少，意味着大多数人丧失二胎机会），有些学者提出了“二孩晚育方案”（这些方案只允许36岁以下的人生育二胎，意味着1970年代出生的基本丧失二胎机会）[12]，在这些方案的配合下，宋健、田雪原的７亿人口目标还是可望实现的。
　　
　　(11)、宋健当时认为，英国希望将人口减少46%， 荷兰希望将人口减少63%。事实上这些观点只是个别学者的观点，英国、荷兰政府从来没有用这些理论来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但仍然难以阻挡人口下降和老化。在这方面我们抢了个第一，从理论到实践不到一年，但这个第一是我们几代人都难以承受的。作为一个大国，在社会制度的探索上宁愿晚些时间也不能抢第一（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更不能做“唯一”（比如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
　　
　　(12)、宋健当时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13] 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远远脱离实际。可见，即使是相当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预测，也只能作为人口规划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指令性的人口计划目标来执行[14]。
　　
　　(13)、当时没有考虑不孕不育（当时不到2%，但现在至少有12.5%）和丁克、单身等不生育情况（目前北京、上海的不生育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到30%左右；日本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育的占49%）。
　　
　　(14)、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社会发展本身能够降低生育率的问题（现在上海、北京的生育意愿不到1.1，农民也不到1.8）。
　　
　　(15)、在某些学者的误导下，直到1985年邓小平还以为要是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中国人口到2000年将达到15亿。其实即使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到2000年也只比实际上的12.4亿多增加8千万人口，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只有13.2亿；即使最夸张估计，也只多增加1.5亿，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最多只有可能达到13.9亿。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的统计[15]：“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意味着每个妇女都结婚、都有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也都依照国家政策的话，平均每个妇女只生育1.38个孩子（政策生育率）；考虑至少15% 的不生育人口，意味着要是都响应政策的话，平均每个生育妇女只能生育1.175个孩子（现实政策生育率）；1980年代不育不孕比例没有现在这么高，假如当时不生育的人口总数为10%的话，现实政策生育率为1.24。因此称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为“独生子女政策”一点也不为过。
　　
　　根据宪法第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是为了“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但是根据各国的经验，在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过程中，人口并非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才是决定性因素。1980年的这些方案岂不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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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图大叔倚老卖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