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活着
我们这样活着
“抚子孙成大器,送父母归大地”是上苍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我们爱小不敬老,怕恶不扬善。可以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熙熙而来,攘攘而去,大多都是为了利。牵扯到自身利益的事,可以置祖宗和亲友而不顾、不想,掷到九霄云外。那种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已经越来越成为无数现代有品味、有追求的人的生活理想。这与腰包鼓不鼓有必然的联系,但腰包不能决定它的意志。
记得前些年读过毛主席青少年时的一句座右铭,“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的是一知半解。现在回想这句话,细细筮食,感到“成大气者为王也”,其思想理性是何等不凡。“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谁知揾得多少英雄泪。
江山如画,人才济济,为何一地鸡毛,都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人的情欲多,而禽兽的情欲少”,每个人都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气概,这些足以证实人是“自欲”的动物,都会“贪得无厌,纸醉金迷”。
一
在世纪初的今天,我们正活在“全球天气变暖、疾病成灾、人心浮躁”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青年人都似如孤魂野鬼。自认为是圣人、贤人,而对“冷战时期的遏制与威慑原则”、“全球天气变暖的罪魁祸首”、“主动出击打败‘敌人’”和“我们刚刚领养了一个名叫巴格达的孩子”的美国人,我们除了有力的责骂和谴责外,就是无力的摇头。对“迷网络、爱摇滚、衣着不羁、举止另类、曾遭发生抛弃、沉醉于游戏”的人,除了予以鄙视,就是轻蔑。而对于“英雄”、“精英”这样的人,除了“仰头瞻望”去数落,就是带着羞涩的表情敬而远之。我们有权力指责谁,说:“谁,谁,都不是东西”,在这过后,我们是否也在反思同一个问题“人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如果能用这一层次去看问题和分析问题,我相信认识程度会更有力透纸背。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质的改变,吸毒、同性恋、虐恋、人妖、变性、姐弟恋、按摩洗头、追星族、单身贵族等“新节目”、“新风尚”大张旗鼓、大行其道,从某种角度上已被我们所接纳,这也足以证明这场疯狂的“自欲”正在渗透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和腐朽人心,像瘟疫一样传染,可我们还时时沾沾自喜,以庸自乐,以出卖理智的良心,活在浮沉中苟且偷生,而不在颠覆中自立、自强,这些也足以证实它自身已走向崩溃和毁亡的边缘,它意味着我们这个世界的爱如盛夏一晃而过,冬天正在降临。
面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热情而又粗鄙、平庸更兼世俗的“新节目”和“新风尚”,我们这群在“文革”后出生的、成长的青年来说,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尚在成型中就被这突如其来的“新节目”、“新风尚”所无情地横腰截断。原先所接受的道德教育是“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可现在,很多人却认为这是“证伪”,更有人证据确凿说是“傻子”。原先在伦理体系中“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新节目”、“新风尚”所彻底颠覆,所谓集体利益正在遭到无情的消解和打击,正所谓“只知苟且,只知规范责任,只知迎言音旨,只知从中取利,只知说假话,只知在夹缝中求生活”,而祖辈所赋予我们的传统思想,早已还给了他们。
这些“新节目”、“新风尚”,它不仅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时代同步,而且与环境、人文与时俱进。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国度上,从中央到地方,建设社会精神文明成了一种宣传口号,分批分阶段地进行煽情似的宣传,扫黄打非是为了单位的营利,正是扫黄力度的不够,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估计已达到1200万人,这疾病成了人类走向濒绝的一个借口。正是因为职能部门的“性无能”,才使“新节目”、“新风尚”成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累赘,反映出社会真实的一面,消极地一面。正如我们所有的人在撕打得头破血流,可是谁也不能用自己的创伤救别人。
其中,社会结构的调整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推广,“钱”不仅仅是代表货币,一下子从诸如道德、知识、能力等传统个人评价标准背后凸显出来,成为自我衡量、自我确认与自尊建立的首要向度,有句话说“钱不是万能的,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也正是这样,一切有价值或无价值的物质都像纸币一样严重通货膨胀,变得如同南下民工那样廉价和畅销,在“钱”面前喊娘;这造成了我们有无止尽的权欲、私欲,可以抛开人格、自尊而不顾,为“钱”生,为“钱”死。
今天,“黄”、“毒”、“赌”不是自然灾害,却是社会的“自然灾害”,以《神农本草经》之“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上讲, “毒”,指的是“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而现在所谓的“毒”是卖淫、洗钱、贿赂和恐怖等,不仅仅是危害个人的身心健康还是社会的“万恶之源”。
记得在《冷漠的证词》一书中,引用法国作家对“性”的阐述。其内容是这样的。
法国作家萨德(sade)在法国大革命后不久,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性虐待狂把性对象的双手捆在床上柱上,使她看不到在自己下面究竟发生什么事。这位虐待狂用一只玩具阳具与她做爱,让她感到一阵接一阵幸福的“pelil morl”(小死)。完事后,虐待狂告诉她,这是玩具的效果。那女子气得差点真的小死过去。虐待狂平静地对她讲了一句实话:“感觉不都是一样的吗?”
几个世纪前,萨德以独道的锐利,解辩了人性和道德,人性其疼痛是唯一的罪过,受苦是唯一的邪恶;可作为有德行的人,对身体的享乐者来说,没有罪恶可言,对身体的痛苦者来说,世界充满了邪恶,对于人和人性意识来说,这个小小的例子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去探讨人和“性”。正如一句名言“要么在世俗的沼泽地里打滚,要么在滚烫的热水中煎熬。”我想“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吧。”
我窃自思量,凡夫俗子尽皆食五谷杂粮,各兼具七情六欲,人人都可能耍些小性子,这些戆脾敢,都渴望在雪地里偶尔撒个野,像小燕子。都厌倦在某种名分之下长期生活,都存在反叛、消解、“放风”、“私奔”的潜意识。“男人露脐,女人露皮”的敦厚国皮怕也只能成为过去,推动享乐文化,本是为了消解沉重的思想,却使一个民族在快乐中全都成为白痴。
在这样一个信仰“真空”的时代里,在“自我放逐”、“游戏人生”大行其道的“人性趋下”的时风下,在虚无主义、极端主义的放浪空气的压抑下,我们该何去何从,成为时代的主题,我们都要清醒地认识到“谁也无法彻底改变自己和彻底改变他人”的思想,在力所能及地情况下,鼓起勇气去接受美好,去向往理想,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活着,但没任何意义。
一切主要是为了物质的获得,精神却成了奢侈品,在进入新世纪的当口,精神活动和对精神的追求被漠视,被忽视,被挤压,被驱赶,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社会财富,但人的精神生活和愉悦却没有与同步前行。
一个社会是否进步,其实不仅要看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还要看另外两个因素,一是人们是否多了点宽窄精神,二是人们的才能是否在社会中得到充分发挥。
我们一直在回避这样一个话题,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或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内在动力是什么?是高尚完美的道德准则,还是卑下顽劣的个人欲望?尽管人们表达的选择十分一致,而令人遗憾的事实却是后者,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要求和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欲望推动着人类社会逐步摆脱愚味,退化发展到我们今天的状态。
曾有位好友不胜感慨地向我诉苦“他忙于应付应酬,几乎没有喘息的工夫,只在上厕所时才得到了片刻的安宁”,我想这句话,正好反映了上述的问题。
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讲“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我想,这正是现时代的悲哀。
二
人与外界自然的背离,即外在层面的异化,人与内在本性的疏离,即内在层面的异化。假如我们不愿意和现实妥协,为现实所束缚,又不愿意陷于幻想梦想,逃避现实,那么我们必须要应付现实,改造现实,征服现实。
目下,无论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以及个人生活方面,都使人感觉到有一种危机,从而烦恼,不安。其间原因固然很多,但客观地仔细推究起来,较根本的可说是由于文化、艺术的失调。
在《读书》杂志上读到王瑞芸写的“投诉生命”这篇文章,其介绍台湾行为艺术家谢德庆,内容是这样说的:谢先生把自己关在笼子里一年,这一年的时间里,不读、不写、不看,不听任何东西,只是单纯地吃喝,让自己活下来,在他走出笼子后,把这一年的生活过程写成行为艺术“作品”,也从此一举成名,在这此后的几年里,他的行为艺术“作品”几乎都是在与生命极限挑战和突破,他对艺术的追求,把生命推向了极端,也使生命演绎地淋漓尽致。
我仍然相信,人类艺术自有一种潜在的共通性,它能向各种时空条件下的个人有力地显示生命发展的基本意向,并且激励人与这个意向共鸣,向它认同。
谢先生的创作是通过一系列个人生活的严酷“剥夺”,这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尊重人性,而且还要珍惜生命。他的行为艺术“作品”,触动了我们的神经,使我们悚然省悟,发现我们活得太潦草,太浮躁了,在生命衰老的过程中,我们不重体验,也不暇思索,因为我们每天都很繁锁,又有五花八门的信息,使我们穷于应付目不暇接。
事实上,我们的生命已经满满地被各种具体事务填充着,我们关注的是事体,而不是自体,我们被事件领着走,被欲望领着走,生命,这个最具体,最实在,最结实,却又最脆弱的本体被我们彻底忘却了。我们生活的格局,人生的行为,不是从我们生命自体的生长自适出发而成的,而是从外界的要求、压力、引诱等来的。我们却还误以为这就是生命的本来面目,在无数残害生命的事情上津津自味,目迷神移。最多,我们只是在名利的压力前,在声色的过度中,隐约感到一点苦闷,嚼出一丝无聊,可我们竟不知道那是生命自体怯生生的投诉。然而我们生活的惯性太大了,外界诱惑的力量太强了,无法尘封或搁置自己。
可真正的求索,又谈何容易,我先前为什么绝望?不单是因为出现了幻觉,而更是因为我拂在那些幻觉之后,脑子里竟是空空荡荡,一片茫然。我清楚地记得,当汹涌的激情消退以后,那种不知身在何处,更不知现在是什么年代的陌生感,是如何迅速地占满我的全身。我原有的陌生感上,又迭加上一层新的陌生感,这些真都是新的变化吗?
人活着不是为了忍受痛苦,倘若生命本身竟因为衰老而成为一种痛苦,以现在的生活条件和公共设施的提高,对生活的质量和要求,似乎不只提高了一个档次,而是追求享受和“长命”的过程,对于任何有生的东西,我们应该是不会反对或放弃的。在人漫长的一生当中,我们不只一次经历过沧海桑田之颠,可我们也不想看到人文环境急剧恶化,越来越多的人从心底轻蔑知识,而知识分子精神素养也在逐步下降,民众愈益对人心和公德丧失信心,这些现象发生,我们不能去回避或者找借口,在一个有五千年文化史的神州大地,按理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已深深地烙在我们的脑海里,我想我们不可能只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就可以脱胎换骨,成为白种人、美国人。我从不提倡宗教信仰,派别组织,可历史的长河已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祖辈遗传下来的东西,始终以“抚子孙成大器,送父母归大地”,而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违背了祖宗的先德,我们是不是真的生活在信仰的“真空”里,我想已经找到了答案,找了这么多的例子,我想不需再重申任何立场,也不需抛砖引玉地说人为何活着,我已知道我们成了活着这部“悲剧”的主角,自唱自演,自娱自乐,好笑,可悲也。
三
从“五四”运动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拉开了帷幕,动员妇女参战或参加“革命”,共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去,在法律上保证妇女获得平等权利并扶助妇女解放,在某种程度上讲,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它的承诺。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迁,妇女“解放运动和口号”已违背了初衷,当我们企图认识现在的“女人或妇女”,是在社会性解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脱离了“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本质。现在的女人想与男人一起分享权利,却不想与男人一起分担责任和压力,这种现象普遍存在。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使我非常不解,二十多岁的女人,嘴里叨着奶嘴,高呼“我还是孩子”;三十多岁的女人,自称为“女生”;四十多岁的女人,媒体里叫“小姐”;五十多岁的女人,在政界叫“女士”;六十多岁的女人,在医学界叫“人到中年”。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如果说是社会进步,那七十多岁的女人该叫什么。
在不久前,“小姐”是大家闺秀的“美称”,可现在,“小姐”是贬义词,还带点色情。“工农”这词,在改革开放前,具有相当的力度;可现在,“工农”是形容一个人的思想老旧和老土。
有一次,一战友发短信给我,我看了勃然变色。那短信是这么写的“现代美女宣言‘把六十岁的男人思想搞乱。把五十岁的男人财产霸占。把四十岁的男人妻离子散,把三十岁的腰杆搞断。把二十岁的男人统统滚蛋。’”
至今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搞清楚,长得什么模样算是“美女”,“美女”的标准界定,还有现在所谓的“美女作家”、“美女政客”、“美女明星”、“美女模特”等等,明明是一种职业,为什么非要与“美女”耦断丝连,为何非要加上“美女”头衔。正因为加上“美女”一词,使正常而不理性的人,产生一种错觉,这些“美女”是不是与“性”有牵扯,使人容易产生遐想。
“美女”本无过错,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它的审美价值本来也是高雅健康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任何美的东西,若是“用”诸意图不轨,或者“取”之者手段不当,它都会走向反面而蜕变为丑的东西,换言之,它的诱人之处也正是它的“危险”之处。“两面皆可照人”的风月宝镜,正照与反照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许多女权主义者痛心疾首地发现,女性在许多场合成为男性眼睛里的猎物,刊物封面上的美女头像,电视广告习用的半裸倩影,时装表演女性模特儿的婀娜身段,电影所穿插的大腿镜头,众多故事之中以貌悦人的女性角色,这些景象均是受到了男性眼光的隐密支配。
另外,现在的美女已有等级划分,还有先天性和后天性之分。
等级划分指的是超级“美女”、 “美女”等。
先天性“美女”,指的是父母给予的。后天性“美女”,指的是钱和手术刀共同努力下的艺术品。
更让我不明白的是,现在媒介里所报到的“美女”,可以说是女人都算是“美女”,比如:阿惠等。什么样的女人算是“丑女”,我想,大概长得像“我”这样的吧。
现在的“美女”身价高,要求高,标准高。
当下,全国的绝大多数地方,尤其是在沿海开放城市,男女一到婚嫁年龄,有钱的家庭喜喜乐乐,没钱的家庭锁紧眉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按理说应当是喜事,为何呢?因为男方向女方提亲时,都要付一定数额的彩礼,女方才同意这门亲事,男方在付完这笔彩礼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多多,比如准备房子等,而女方除了提那不对这不对外,不知有没有想过与男方一起分享准备房子的权利(也有极少数男女双方一起准备房子。很多男人为了贪钱而找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女人,更有很多女人为了钱而嫁给与自己不相称、根本谈不上喜欢的男人,总之大千世界,论不出之所以然来)。抛出这个观点,肯定会引起很多女性的反感和责骂,但从男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认为不为过。在我的认知领域里,所理解的“男女平等”,应该是男女双方都应承担起责任,从恋爱到结婚,从买单到买房,女人自认为活的亏,而男人只能认为活的累。
现在传谣“‘美女’嫁不出去,‘帅哥’找不到对象”。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因为“美女”是抢手货,根本不用担心嫁;“帅哥”也是品牌货,找老婆比吃饭还简单。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只是“丑女穷男”在作怪。记得有一天与朋友通话,他对我说:“女人不管多丑都能嫁得出去”,我一听,还真不太赞同他的观点,可事后细细观察,的确是这样。但“穷男”非常之不幸,找老婆比上厕所还难。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大龄青年越来越多,问题青年越来越多,谈婚论嫁成了大龄青年的必修课。为什么成为大龄青年,除种种借口之外,无非就是“当上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西风误”。如果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拥有玫瑰般的爱情,谁会舍得“被西风误”。
四
在日益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过程中,我们逐步学会了动用自己的理性和智慧,逐步学会了客观、公正地看待和分析问题,逐步学会了去改善、去处理、去解决。农民刚刚解决温饱问题,而城里人却在嚷:“我要健身减肥”,有一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俺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独身了;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俺们刚能歇会儿,不用擦汗,你们又去健身房、桑拿房流汗了;俺们刚吃饱穿暖,你们又减肥露脐了。”
现在流行的口头禅“我们花钱太疯,笑容太少,开车太快,发怒太急,熬夜太晚,起身太累,文章读得太少,电视看得太勤,祈祷做得太少。住房越来越好,脾气越来越糟;道路越来越宽,心眼越来越窄;药越吃越多,健康越来越差;装修越来越华丽,家庭越来越破损;食品种类越来越多,营养却越来越差;双薪家庭越来越多,离婚率越来越高,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护肤品越来越多,机会越来越少;我爱的人越来越多,爱我的人越来越少;付出的越来越多,得到的越来越少;所想的越来越多,去做的越来越少;号码越来越多,想找的人越来越少;活动越来越多,快乐越来越少”这是时代的尴尬,而我们偏偏活在这尴尬里,也一直缠绕着我们的生活,可以说这就是生活的写真集。
我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聚敛物质和财富,但也逐渐丢失了自我价值,犹如“我们话语太多,真爱太少,谎言泛滥;我们掌握了谋生手段,却不懂得生活的真谛,我们让年华付诸流水,却不曾将生命倾注其中。”
譬如爱情如花,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没有永远的花前月下,所以洽谈室喜新厌旧之不可避免,因为好景不长在,情窦初开的心境,清纯如水的眼神,常常只是那么一两年的光景,所以,那些名副其实但转瞬即逝的人间至美,足以让幸运者一生受用,糊涂者遗恨终生,如是,在人生最好的年龄里,爱情之美——你珍惜了吗?
如果是因为受到生活法则的惩罚,而变得乖觉一些,就变成对理想的背弃,那么,那种总是抱怨生活本相是多么黯然的人,他们不是也把理想弄得十分的面目可憎。
这是世纪之交一个重要的文化课题,现代人面临三种失衡,一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一是人的人心生活的失衡;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
我们提倡“世间沧桑轮回,有缘千里相聚,当相濡以沫,同舟共济,矛盾和口角,不过是岁月长夜的星光点缀,责任在教导,尽孝要趁早,追求苦尽甘来,静候否极泰来,活出有滋有味的天伦”、“漫随天外云卷云乎,闲看庭前花开花落”。这种闲适的人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恐怕只是憧憬。如人所愿,那我们的生命有意义,生活有滋有味,我想“这时,谁都不想死”。
为了更有说服力,我摘了一段周国平的作品《救世和自救》,其内容是这样描写现代人的精神:
一、信仰生活的失落。人生缺乏一个精神目标,既无传统的支持,又无理想的引导。尤其可悲是人们甚至丧失了对信仰问题的起码认真态度,对之施以哄笑,以无信自夸。二、情感生活的缩减,畸形都市化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感,功利意识扩张导致人与人之间真情淡薄,情感体验失去了个性和实质,蜕化为可模仿的雷同的流行歌词和礼品语言,三、文化生活的粗鄙,诉诸官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娱乐性传播媒介冒充文化主流,绝无文化素养的记者和明星冒充为文化主角,几有席卷天下之势。
五
是人谁都想伸张自己的个性,如果人对世俗的态度始终抱持一颗宽容的心,从来不为此生气的话,那真是好人做过头了,或者说是白痴,那些没有任何个性的人也不是真正的人,是个麻木不仁的人。个性是属于人的天性,一生下来就有。但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伸张个性,不会为某人某事生气或懊气,不是出于麻木,而是出于胆小、自私,因我们束缚在带有政治色彩的环境里,无法表达其强烈的言语,我们都很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敢说敢做的人,像小鸟捉弄稻草人那样? 但是,我们却不能……
从小到长,我们都希望有人身自由和自由空间,不受任何约束,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蓝天上。尽管向往自由,可我们对自由的认识和理解,还是很不充分,深度不够,并且带着很“浓”的自由主义色彩,自由散漫的观念来解释自由,这简直就是对自由的岐视。
我们向往人身自由之外,更向往有个和平的世界。众所周知,人的行为,习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好的习惯,固然要靠教育灌输,但也要靠严格的管理,严格的法律约束,在一定范围内让人享用自由。可是现在,强权主义、霸权主义仍然存在,美国连联合国都不放在眼里,它的目中哪里有法律,哪是在联合国管辖范围之内,简直目中无人,我行我素,它为何那样嚣张,其原因很简单,它有雄厚的国库,有强大的国防力量。
写到这里,我的心有点乱了,回想这十年里,我一直被束缚在“自由”里,自由成了一种价值,它所涉及的范围广之又广,如果它涉及到具体的个人时才存在,那么就成了一种抽象的概念。
抽象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是绝对的想法是无法为之辩解的,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更不是天使。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没有享受自由的权利,只有享受自由的义务,如果这世上真的存在没有责任感的自由,那伦理和道德、信仰和思想都成了空头支票,永远无法兑现不说,我们该何去何从,所以,自由意味着承担责任,对生命承担起责任。
确定性的自由似乎早已成为过去,破碎的现实中,人和人的关系变得脆弱而紧张,仿佛一切都是那么的无奈,一个想自由,另一个却不给自由。
五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既不可能完全被神化,也不可能完全被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的巨大涨力中燃烧和舞蹈。
在新千年的神州大地上,杨利伟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只要是人都认识杨利伟,全球的媒体、报刊、杂志全都是介绍他登太空的经过(包括自己)。因此,他被推上了时代主旋律的舞台,他的英雄事迹受到全中国人的认可和鼓舞欢欣,让人敬佩和崇拜,同时,他也被中宣部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角。的确,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环境,都需要一个心的支撑点和落着点,更需要代表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如高科技界的比尔•盖茨、农技界的袁隆平等等),不然,它将是一个理想丧失,精神瘫痪的社会。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杨利伟这样的英雄,我们期待有更多像杨利伟这样的英雄。
个人必须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抵达他那去内心世界实现自我的目标呢?毕竟他同他的同胞一样,在一个解体社会对生命的共同考验中经历了同样的危机,但对其他人仅是块绊脚石之类的东西,对于他却可能成为一个极大的挑战,在一个健全社会中,当成长的动力似乎已耗尽的时候,消极的个人便会在宇宙的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但对这种失控感有一种可行的反应,这就是不向外观望被邪恶分离开来的客观世界,而是注意自我心灵的内省,把道德失败看作自我克制的失败。这样一种个人的罪恶感与被动的随波逐流感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因为随波逐流感具有麻醉的效果,它把邪恶的默许,缓缓注入人的心灵,以为邪恶驻留在外部世界,超出了这位牺牲者的控制之外。而罪恶感则具有一种刺激的效果,因为它告诉那位负罪者,罪恶毕竟不属于外部,而存在于他自身的内部,因此是从属于他的意志的。
倘若你的人生之路一开始就被圈定在不毛之地当中,倘若你遭遇的绝大多数人事都那样粗暴、卑琐和乏味,倘若你的心地很早就被磨砺得粗糙、干涸、迟钝甚至麻木,脑子里除了阴郁的记忆,便只有一团团猥琐的功利念头,你就是再频繁地闭上眼睛,怕也入不了梦境。
所以,自然对人塑造所形成的文化人之文明是伟大的,人对自然塑造所形成的人类文化之文明是灿烂的,而这伟大、灿烂诚在于人与自然的合谐,这是有灵性(意识)的人与自然的灵性(该娅)的统一,这是文化人类与人类文化的统一,这是自然塑造与人塑造自然的统一。在《塑造论哲学》中提到的“我塑故我之物和我在,塑我故我和塑我之物在,”想必就是:一类是真诚迷信者,对这类朋友只需说,存在大于理性,因而也大于所有学理之总和,那些能够反映到知识分子纸面上来的学理,只不过是存在之沧海一粟。
这十年里,我每次休假在家,与儿时的朋友聚在一起,如果谈到个人信念、信仰、思想等问题时,我都会被他们单独指出讲。在朋友交往中,对我了解的人已是寥寥无几,谈起我是怎样一个人,都自觉的提出十年前如何,每当我听到这样那样的评语时,我从不敢苟笑,担心脸部肌肉拉伤。
让我不解地是,他们为什么要用“有一竿子扫倒一船人”这样的语气,我不知道军人这种职业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喜欢带有岐视的眼神去看它,都说“职业没贵贱”,也许在朋友群中,我的选择属于另类吧!当我想到这里,对他们的思想认识有了同情感。论事上,我想有两种想法:一是岐视,二是嫉妒。
活给自己看绝对不是自恋,虽然有时候会发现这样很累,可是,连自己都不要一个透明,怎么才能发现自己良心或者狗肺?怎么才能看出自己的睿智和糊涂?怎么才能品味人生的龌龊和高尚?
我选择军人这个职业,注定要贫穷,但我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在物质生活底层牢牢格守着它的道德信条,很想不同流俗,但在这个社会上,那些不痛不痒之癖俗,真的是陈规陋习,谁能奈何;但对“新节目”、“新风尚”持有极大的憎恶和轻蔑。
在我入伍第一个年头,领津贴费36元,因调到海军部队,领37元,第二年领42元,第三年领47元,第三年下半年因个人立功,领52元,第四年领57元,第五年87元。从第六年开始,尽管我的工资少的可怜,但还是尝到有“钱”人的滋味。
对于“这样活着”,自认为这个标题设的太大,因它涉及面广之又广,也太沉重。在现实中的我,也实在无法洞察现实问题深处的复杂性,因此,我只能轻轻言述“这样活着”。